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在现实层面的飞速进展，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似乎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。如果从所谓“文学反映现实”的维度来看，中国的城市文学的“黄金年代”确实也该到来了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大量城市文化生态与生活经验，应当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呈现。但是，在现实中，城市文学的经典作品还很少，某种书写城市的范式也未形成。当然，这也是探讨城市文学的趣味所在：它是一个正在生长的新领域，可以成为不同书写的试验场。

描摹现实vs“脑洞”书写

(相关资料图)

虽然很多作家生活在城市，也有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，但相比乡土写作，城市写作的难度更大。究其根本原因，就在于城市文学背后的素材与经验，往往是过于个体化的，这导致城市文学难以形成所谓“共识”，甚至连相通的读者圈层都没有。在各自熟悉的领域耕耘的作者，对应的读者，往往也是“小圈子化”的。

书写城市远比书写乡土不容易，也更难引起读者的认同与共鸣。在那些经典的乡土文学中，不论是高密东北乡的沸腾与野性，还是黄土高原上的坚韧与抗争，或是沿海小村的凋败与萧瑟，它们的文学风景或许是不同的，但乡土叙事中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却是差异不大的。熟人社会、贫穷困苦、野蛮与文明的交织……这些“经典元素”在大多数乡土文学中都有，乡土作家的创作风格或许不同，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备的生活经验，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。很多读者可以在经典的乡土文学中找到熟悉的感觉，这也有助于作品的传播与经典化。

可是，城市文学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、模糊不清的世界。就以书写北京为例，虽然不少作家在尝试塑造一个“文学的北京”，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世事，我们并不具备相似的“情感结构”。北京的高墙大院里的居民，金融街上的大亨们，就与在五环外的城中村里的打工族，拥有迥异的生活经验。即便同属于学生，家庭条件优渥、就读于私立学校的本地“二代”群体，与在应试教育中艰难熬出来的外地寒门学子，也很难有什么“共识”。如果城市文学只书写其中某个特殊群体的故事，呈现某种孤立的“情感结构”的话，恐怕很难获得多数读者的认可。这正是城市文学看似不少却难出被多数人认同的经典的重要原因。

作为后发国家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，在文学上也是如此。城市文学既是现代性的产物，也应该是现代性的助推者，但在现代性的不同维度上，文学的呈现方式也不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城市文学”这个概念就颇为吊诡，十分含混，它更像一个无比硕大的筐，可以将各种元素和情绪装进去，比如买房、租房、婚恋、求学、创业等元素，以及孤独、焦虑、苦闷、迷惑等常见情绪，都是城市写作的常见表征，它们会让人产生一种“晕眩感”，甚至不知如何用特定的语言描述。其实，这正是现代性的体验，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乡土体验，也对写城市的作家提出了巨大挑战。

有两种常见的城市写作方式，一种是简单地描摹现实，作家把城市文学当成对现实社会的复刻；还有一种是脱离现实，作家处于“脑洞”大开的状态，全凭想象力去表达，任性驰骋在虚构的世界里。这两种写法各有利弊，但都没能解决上述城市书写的难题：现实主义文学绝不等于对现实的“拍照”，而虚构的故事，也不应该仅仅是形式或要素上的臆造，它们都不能真正表现城市生活的复杂症候，处理城市经验的多元可能性。

前者的问题在于，过于注重“讲故事”，而缺乏“文学感”，而且很容易受到其他文体与文艺类型的“冲击”。比如新闻中的非虚构写作，对社会现实的描摹往往更加精准，也更具传播力，还有很多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创作，如微博和短视频，都对简单描摹城市生活的文学构成了“冲击”。而在多种文体与文艺类型的“夹击”下，一些作家的创作，沦为“鸡毛蒜皮式”的写作，不是随便记录一点生活里的琐事，就是自怨自艾地发泄个人小情绪。这样的“城市文学”，是没有多大价值的。

后者则是另一个极端，一些作家不愿在文学中呈现沉重的苦难与现实，认为文学就是要“轻盈”，却不是在卡尔维诺的“轻盈”意义上来写作，纯粹是将文学当成一种游戏“工具”，甚至一味在形式上“炫技”。虽然这种写法看起来比较“轻松”，却不再有文学的深刻，也不是一条长远发展之道。

书写“关联性”的可能性

要破解城市文学的书写难题，或许还是得找到一种具有“联结性”的“中间状态”，既不在过度自我的小世界里“打转转”，也不会过度虚妄，以至于完全脱离现实，甚至不关心现实。小说中的角色和情节，或许本身都不是孤立的，也不该是孤立的，它们相互关联，又相互作用，共同构成了复杂多样的文学图景。

对于这种文学观念，我在创作中渐渐清晰。在创作《北京流光》时，我有一个大致的想法，就是想以“单元剧”的形式，来呈现北京这座城市的复杂性。在结构设置上，就是每篇故事最后一个出现的人物，是下一篇的主角，由此循环往复，而全书最先登场的人物，在最后一个故事里会再次出现，形成一个叙事上的“圆环”。当然，这些故事之间也存在关联，是连环结构，而非机械地把人物套在一起。如此设置可以让故事中套着其他故事，人物在不同章节之间能相互关联。正如我在小说开篇题记中所写的，“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，每个人也都是故事的旁观者，我们在北京互不熟悉，却又彼此相关”，我十分看重不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联性，而城市中看似原子化的个体，其实并不是真的孤独。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，就是给予那些苦闷者、求索者必要的理解，尤其是那些漂泊在大城市的异乡人，更需要得到这种精神上的慰藉。

人与自我、人与他者之间的“关联性”，体现在诸多生活细节上，呈现在各异的身份与话语中。很多被我们忽视的东西，可能蕴藏着阶层、性别、观念等问题上的矛盾，而我就乐于发掘这些隐秘的细节，并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它们。比如，《北京流光》中有一篇《中山公园的食物链》，讲述的是相亲故事。或许很多人都听说过“相亲角”，北京的中山公园、上海的人民广场、济南的千佛山……这些著名的相亲场所里，有很多故事，也有不少新闻报道和社会学研究。因此，如果要写相亲故事，就不能止步于对生活经验和新闻写作的复刻，而是要有文学意义上的创造。如此才能让小说既有现实的真实感，又有文学的味道，具备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品质。

我对这个故事的“设计”，就是让小说中曾经登场过的城市中产家庭背景的“考研族”，来到中山公园这一“真实空间”；但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是，随后与其婚恋观念产生冲突的“相亲积分表”是纯虚构的东西，它来自小说中虚构的一位红娘角色，也是一位长辈的形象。双方各自象征着不同代际与身份的人对于婚恋的不同看法，有人将人物化，有人则坚持“人非工具”，但作者对此不会做出价值评判，而是由故事中的角色自行演绎，让叙事自动进行，进而塑造文学世界的现实感。而且，我特意设置了一个“老北京”（中山公园、“土著红娘”）与“新北京”（名校圈、“外省青年”）的文学元素“对话”的场景，这就让作为城市文学载体的“北京”，范畴更大，内涵更丰富。

城市文学要发掘城市居民的“精神症候”，虽然很难给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有共鸣的阐释办法，但一些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，却是城市文学可以呈现的，也是作家绕不开的书写对象。我很喜欢写“孤独”，还有“纠结”与“苦闷”，它们不仅是所谓“北漂青年”常见的情绪，也是在城市中生活、游走乃至挣扎的群体，普遍体验过的精神状态。我把这些隐微的情绪记录下来，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，或许是有些意义的吧。起码那些在暗夜中孤倔行走的人们，大概能从这样的写作中，获得些许“同道人”的抚慰，拥有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。